关于女性批评的笔记
弗洛伊德在几十年前曾经提出一个典型
的男人式的问题；“女人到底想要什么？”若
将这个性意味很浓重的问题转换成“女权主
义到底想要什么？”当今的女权主义者想必不
能，笔者也不能给出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近
来读西方女权主义文论，有一个很强很深的
印象，即女权主义远远称不上一个单一流派，
因为它的内容很复杂，目标也不尽一致。在
这面旗帜下，在这个大概念下的各个小派别、
小倾向之间缺少应有的相互呼应，缺少一种
相互支援、相互协调的集团作战的精神。相
反，女性批评家之间相互拆台，连环解构，
“窝里斗”的现象却屡见不鲜。女权主义批评
正面的尤其是理论方面的建设工作做得还很
不够。伊莱恩·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
曾经用“荒野”一词来比喻女权主义批评，这
极易给人一种形象上的联想。说得耸人听闻
一点，女权主义批评还像是荒郊野地里四处
飘荡的孤鬼游魂，还没有自己固定的栖身之
所，或许也可以说，女权主义批评还处在远
古时期的蛮荒混饨状态之中，要进化到文明
的境地尚有遥远的距离。
女权主义者们的持续不懈的呐喊和激进
姿态却也曾激怒了一批男权社会的维护者。
三年前，由美国《华尔街邮报》记者苏珊·
法路蒂（Susan Faludi）撰写的《男权回潮》
（Backlash）一书，将80年代美国政治文化领
域中的反女权社会思潮和实践逐一昭示给世
人。西方女权主义的勃兴和演进，以及男权
文化对它的抗拒与反动，都有其特定的背景
和深刻的原因。下面只是笔者阅读女权主义
批评文字的笔记，有一些心得，但较为凌乱，
因为实在难以理清这“剪不断，理还乱”的
头绪，这委实与女权主义批评目前的现状有
几分相似。
西蒙娜·德·波伏娃和她的第二性》
德·彼伏娃的《第二性》迄今为止已被
译成了至少26种文字，被认为是关于女人的
一本最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书中提
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观点：女人不是天生的，
是后天造成的，是传统的习俗和男权社会的
需要造就了女人。比如小姑娘从小就被教会
怎样梳妆打扮，怎样给洋娃娃洗澡穿衣，女
性的成长和发展的轨迹早已被社会现定了，
女性角色的形成并非其自然天性的外化和展
开，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强加给她的。显而
易见，德·波伏娃探讨女性角色塑造时深受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因为她更看
重社会的而不是自然的因素。然而使我纳闷
的是《第二性》第一章的标题就是“生物学
数据”，篇幅达40页，专讲男女生理上的区
别，何谓XY，何谓XX及其在生物学上的意
义，将妇女的行经、性交、怀孕、生殖作详
细的生理学的阐述，称其为女人的命数，为
不可更改之事实。作者以这样的开篇来切入
和展开她“社会造就女人”的理论，在我看
来不算高明。她的大量的生物学数据的罗列
不仅显得多余，而且与其立论相矛盾。弗洛
伊德和琼斯（Ernst Jones）那样的父系社会
立言人都是先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贬低女性，
都坚称解剖学即是宿命。德·波伏娃在这一
点上，没有能够把自己与其批评的对象分开。
《第二性》的逻辑、布局、写作技站也很难说
是第一流的，它不仅冗长，而且在许多段落
里自我重复，很难想像一个普通的读者会有
足够的耐心将全书通读完毕，难怪英文全译
本至今未能出版。
《第二性》曾受到过多方面的诘难，但书
中提出的社会歧视妇女、（男性）文化压迫妇
女的说法基本上是受到肯定的，后来的女权
主义批评接受、补充和加强了这个理论。比
如同为法国派的海伦·西克苏（Helene Cixous）
在其名篇《逃亡》的开篇，便将文化
密码里男女性别的象征符号，诸如主动与被
动，太阳与月亮，文化与自然，白天与黑夜，
大脑与心脏，智性与感性，理性与激情的对
立，以及人们对这些象征符号的价值判定，都
与压迫性的男权文明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
英国派的朱丽特·米切尔（Juliet Mitchell）
1984年出版的论文集《最长久的革命》（The
Longest
Revolution）很多地方在重读弗洛依
德和拉冈，试图建立文学中的女性主体意识，
但她对女性写作和女性接受心理的分析，仍
然是以“男权文明压抑女人自然本性”的公
式为前提的。据笔者所见。对德’彼伏娃的
“社会压迫说”挑战最为坚决并把这个说法颠
倒了过来的学者是卡米尔·帕格利亚
（Camille Paglia），对她的观点我将在后面评
介。至于人类为什么建立起一个男女不平等，
男人压迫女人的社会，德·波伏娃是从生物
学的角度来解释的：史前时期的恶劣外部环
境下男人的生理构造比较地有利于获取食物
和自我保护，男优女劣、男尊女卑的情形在那
时候便开始了。德·波伏娃还将男女性别的
角色从古代的游牧社会时期起直到当代资本
主义时期都作了分析。按德·波伏娃自己的
逻辑推下去，女人在社会角色的分配中所处
的劣势是难以改变的。然而大家都知道德·
波伏娃还是个存在主义者，《第二性》还提出
了一个存在主义色彩很浓的观点。即便男性
社会为女性设下了种种限制，女人作为独立
存在的个体，仍然有选择的自由和可能。若
女性未能积极主动地进行选择。她就应为自
己最终尴尬的处境承担责任。
笔者曾有机会听过一次陶丽·莫娃女士
（Toril Moi）关于德·波伏娃的讲座，莫
娃深得后结构主义的要义，反对任何将著者
的生平与《第二性》联系在一起考察的企图。
但是《第二性》一书的确烙下了太多太强的个
人生活的印记，尤其在该书的第二部。德·波
伏娃对所谓“当今女性生活”的描述和设计，
无论涉及的是童年、青春期、老年，还是恋
爱、婚姻、家庭、母亲的责任，所参照的背
景都是她自己的中产阶级家庭以及与其门第
相近的社交圈子，所以英国学者拉特福特
（L. B.Radford）称她的书为“一部中产阶
级的文献记录”。巴尔（Deirdre Bair）传记中
的德·波伏娃从小家境优裕，事事好强，活
脱脱一个假小子。少女时代的德·波伏娃想
作男人，对自己的女性角色深感厌恶。英国
诗人兼小说家斯蒂夫·斯密斯（Stevie
Smith）批评她“以宏篇巨制写女人，可是一
读她的书，很快就发现她不仅不喜欢女人，而
且讨厌自己身为女人的事实”。《第二性》的
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逃脱了普通女性命运的
得意之情，她理解女人的不幸，似乎以逃离
了这种不幸为前提。因此，说《第二性》中
有一种反女性的倾向不能说是冤枉了德·波
伏娃。也许她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反女性倾向，
也许她为女性提出的设计出自真诚。德·彼
伏娃受到的非难，除了“反女性”以外还有
“把责任推给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
德·波伏娃去世的时候，米切尔对她的著作
的评判颇有代表性：“严格地说，《第二性》下
属于第二次女权运动的组成部分。”莫娃说得
更为刻薄：“现在德·波伏娃终于死去，女权
主义应该忘掉她，以面对21世纪。”
由于德·波伏娃的出身背景的缘故，她
的著作中有很浓重的贵族意识、精英意识。
德·彼伏娃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被当成女权
主义的母亲，由她而开始的这种精英意识在
当代女权主义文论中十分盛行，这就不免使
女权主义批评、尤其是法国派存在主义和心
理分析以及符号学精神分析路数的女权主义
批评与普通女性即社会中下层女性的利益、
要求、心态等脱了钩。提到当代西方的女权
主义者，人们心中很快想到的都是那些经济
上充分独立、物质生活相当优裕、教养高深、
处于传统婚姻模式之外的学界女性。这是数
量很少的一部分人，她们的目标与众多的普
通女性的利益未尽一致，有时还会对后者的
利益造成损害。在“政治正确”保护下的学
界女权批评对男权的解构颠覆不免沦为智力
游戏，女权批评同时也成了时尚，成为学术
界女性职业的需要。
米利特、莫娃和斯皮瓦克的连环解构
从德·波伏娃到 G. C、斯皮瓦克（Gaytri
Chakravorty
Spivak）有一个很大的历史跨
度，其间出现了许多女权主义批评家。这方
面，盛宁和康正果先生都作了很多很好的介
绍，此处恕不重复。笔者之所以跳过许多重
要的女权主义批评家而独独从米利特开始谈
起，是因为米利特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
是第一本将女权主义批评逐渐从文化引
向文学的著作，学界似应给予特别的注意。这
本书出版于1970年，是在60年代末风起云
涌的政治氛围下写出来的；作者本人也曾经
是一个热心的学运分子。米利特成功的一个
重要因素是她受到过很好的教育。她不仅曾
赴牛津攻读过中古英语，而且在明尼苏达师
承过新批评派大师级人物爱伦·泰特（Allan
Tate），因而对传统、对文本非常熟悉。简而
言之，她试图在书中证明男女性别关系是一
种权势关系，男人总是倾向于获取占有权势
并在女人身上运用权势，性别问题因而也就
成了政治问题。她用新批评的细读手法来分
析文学作品中关于两性关系的话语，从D.
H、劳伦斯的作品中她揭示出一种攻击狂和
性暴力倾向；她在讨论亨利·米勒（Henry
Miller）、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和
让·热奈（Jean Jenet）的那一章里指出，凡
是涉及女性描写，男作家们下笔时总是那么
不公正，总是对女性恣意贬损；而作为同性
恋作家的热奈倒是对性别角色作了精彩的批
评。《性政治》使米利特声誉鹊起，以至于桑
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
古芭（Susan Gubar）在一篇回顾女权批评的
文字中在将德·波伏娃尊称为“女权主义的
母亲”时又将米利特奉为女权主义的“老大
姐”。
1985年莫娃发表的《性／文本政治｝）一书
（Sexual／Texual Politics），题目紧紧地扣着
米利特的《性政治》。莫娃在书中对许多有代
表性的女权主义批评家进行了解构性质的评
论。在涉及到《性政治》时，她先是赞扬米
利特落笔时不仅仅是想着学术界，还想着学
术界以外范围更广的读者；《性政治》的声音
不卑不亢，既不摆贵妇人的架子，也没有奴
婢的媚骨，分寸掌握得很恰当。《性政治》的
文体本身就在挑战父系文化的权威。然而莫
娃却十分严厉地批评米利特写女权著作没有
归宗认祖的愿望，《性政治》竟然缄口不提女
权文论的先行者，埃尔曼（M·Ellman）和德·
波伏娃的思路在这本书中居然没有被讨论。
说到底米利特仍然没有挣脱男人中心思维定
势的束缚，她对女性作家的文字没有兴趣，她
专注的只是男性作家。以往的女性文本对男
权进行抵抗的历史，米利特都忽略过去了。
《性政治》的作者还是一个误读者，对形式之
美完全没有感觉，她在书中所举出的例证给
人的印象混乱不清。尤其糟糕的是她将心理
分析中的关键词“阳具”（Phallus）和“阴
茎”（penis）之间的区别弄混淆了，莫娃叹息
说；如此知识装备怎么能打倒弗洛伊德！
在笔者看来，莫娃在这里太过于求全责
备，未免刻薄了一些。当然，米利特对弗洛
伊德的发难也笼罩着弗洛伊德的阴影，这也
是很长一段时期女性批评的通病。弗洛伊德
关于女性前俄狄浦斯情结、关于阴茎妒忌、关
于女性自慰的假说是大家所熟悉的，《第二
性》解释说，假使女人真的会“自惭形秽”，
假使她们真的有那种低男人一等的感觉，那
是因为男人在社会上拥有特权，而与是否缺
少一个凸起的器官没有什么干系。德·波伏
娃由于事先接受了弗洛伊德的一整套语汇，
因而她的辩解很难有足够的说服力。而克丽
斯特娃（Julia Kristeva）激烈的女权主义批评
文字则建立在拉冈的符号精神分析理论的基
础上。前面提到过，米切尔也试图用弗洛
伊德的理论来研讨17世纪英语女作家的写
作心理，从而构建起文学中的女性主体。肖
沃尔特曾经在她《荒原上的女权主义》一文
中专节分析了心理学、精神分析学路数的女
权主义文论的得失，她提醒女权批评家注意，
由拉冈的符号精神分析学派膨胀起来的种种
关于性和生殖器官的象征性话语对女权的高
扬非常不利，并告诫女权批评家尽早地从心
理分析与精神分析学的阴影中走出来。
莫娃生于挪威，曾专攻并精通法国文学，
并曾执教于英语国家，这个背景使她的立足
点比较高，而她的眼光也相当敏锐。但是
《性政治》中一些明显的问题和缺点她却没有
能够指出来。例如，前面提到莫娃曾赞赏米
利特为学术界以外更为广泛的读者写书的出
发点，但《性政治》的序言里提到读者，都
是用“he”而不是用“she”来指称的，这不
能不说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再如，《性政
治》在使用“父系社会”这个概念时，它与
书中所讨论的具体历史时期是对不上号的。
如果继续吹毛求疵，我们似乎还可以在《性
政治》中挑出更多的毛病：法国作家热奈的
作品涉及的是男性同性恋心理，米利特为什
么不设专章谈女性同性恋的角色认同问题？
身处资本主义文化工业高度发达的当代，米
利特为什么没有能够给予大众传媒和视听文
本中的性政治关系以足够的关注？既然米
利特并不服膺传统的文学摹仿生活的理论，
那么她为什么要假定生活存在于语言之先，
并认为话语对应着真实呢？米利特并不是后
结构主义者，而她为什么偏要用文学去解释
那些不可解释的东西呢？
莫娃在《性／文本政治》中将女权主义批
评作了英美派和法国派的区分；她建议肖沃
尔特那样的批评家学习一点德里达，学习一
点解构哲学。在当今的美国女权批评界，最
能掌握后结构主义精髓的是斯皮瓦克，因为
她精通法文，并曾把德里达的《论文字学》译
成英文。斯皮瓦克也可以对莫娃提出质疑：莫
娃的着眼点只局限在法国和英美的女权批
评，而这种女权主义充其量也不过是“白种
人的女权主义”（white Feminism）；正像莫娃
注意到了男权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那样，女
权主义的各种目标更是千差万别；因为除了
男女有区别，男人与男人有区别之外，女人
与女人之间的区别也是巨大的。斯皮瓦克想
来不会满意莫娃在《性／文本政治》中无视欧
洲以外的女权主义的作法，故而她指出以法
国派为代表的女权批评未能摆脱欧洲中心主
义的帝国情结，“白种人的女权主义”一方面
反抗白人男权文化压迫，而另一方面却又把
第三世界当成非我，当成异己，对第三世界
报以冷漠和轻视。在这一点上，欧洲的女权
主义者们不知不觉地与她们的“白人父亲”
（white Father）结成了同盟。从特定的意义
上说，第三世界是欧洲制造出来的，任何欧
洲人都不能忽视欧洲的制造物。这是斯皮瓦
克写于1984年的论文《国际框架中的法国女
权主义》的观点。时隔10年以后，作者对上
述立场作了一些调整。一方面，斯皮瓦克坚
持反对特定意义上的“白种人女权主义”；另
一方面，由于看到摆脱了殖民统治地区的父
权文化一如既往的专制性质，由于考虑到世
界各地极端的民族分裂主义趋势以及性属问
题的国际化趋势，作者因而提出，主流文化
与亚文化的女权主义、世界中心和世界边缘
地区的女权主义、欧美的与第三世界地区的
女权主义不必是对立的，二者有必要也有可
能进行协商和对话。1993年斯皮瓦克的论文
集《外部挤入教学机器》（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中收入四篇她最近写下
的有关女权批评的文字，其中的《再论法国
女权主义》一文便是“女权主义协商对话”的
尝试。斯皮瓦克将法国派的德·彼伏娃、海
伦·西克苏与真正的阿尔及利亚学者路嘉
（Marie-Aime Helie-Lucas）放在一起，抽出
她们各自论及母亲的一段文字，分别从存在
主义的角度、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和后殖民
文化的角度展开论述。斯皮瓦克出生于孟加
拉的背景使她俨然成了第三世界女权批评的
代言人，但若是按照斯皮瓦克的逻辑推理下
去，她自己也同样面临被解构的命运，因为
第三世界的女性也还有阶级之分、贵贱之分，
印度传统文化中不就有种姓制度么？她在加
尔各答念书时上的就是英国人创办的教会学
校。诚然当时的加尔各答还有更时髦的西式
学校，但同时也还有大量的“土著学校”。斯
皮瓦克并不能为印度、孟加拉女性代言，更
难成为第三世界女权批评的代表。斯皮瓦在
著作中随处可见的解构主义术语使我们联想
到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问题：后结构主义哲
学装备起来的女权主义批评能够和有必要去
寻找有关女人的终极真理么？试图建立女性
文学主体，试图探索话语的意义，试图改写、
重写或者干脆去创造出一部全新的历史，是
不是重犯了为后结构主义所诡病的“本质主
义”的错误呢？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我想指出一点，前面
所谈到的女权主义批评或者说女性主义批评
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妇女解放运动是有距离
的。当代女权主义文化（文学）批评的兴起
本来与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和社会改革实
践是互相呼应的，但在它发展的过程中，却
逐渐地从社会改革的实践中游离了出来，越
来越趋向于“理论的批判”，走进了象牙塔，
并且至今没有转身走回去的意向，这不能不
说是一种遗憾。女权主义批评在自己的旗帜
上写着诸如“女性话语、女性心理、女性文
学、女性主体”等口号，但是她们所使用的
武器基本上仍然是从她们所深恶痛绝的“男
权文化”装备库里借来的，她们也没有办法
与自己从中生长起来并继续生活在其中的男
权文比划清界限。今天，女权主义批评成了
“后现代文化现象”的一个分支，它的角色有
些尴尬。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当今西方的女
权主义批评与文化相对主义、后殖民主义、反
本质主义等思潮是互相呼应的，是共生的，从
某种意义上看，它们都是对启蒙运动以来的
西方思想史的一种反动，同时也是启蒙运动
本身的一个必然产物。
主要参考书目：
1.
Beauvoir, Simone de. The Second Sex. Trans. and
ed. H.M.Parshle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2.
Millett, Kate, Sexual Politics. New York. 1970.
3.
Moi, Toril, Sexual/TeItual Polttlts: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New York, l985.
4.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Outside in the Teach-
ing Machine.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1993.
（原载北京《外国文学评论》，一九九五年第二期，34－41页，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