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与西方的汉学研究

什么叫后殖民思潮？

如果我们从历史上看，欧洲工业革命以后，社会进入现现代化，欧洲高速工业化、

现代化的时期，也正是欧洲向外扩张的时期。我们把这段时

期称为殖民时期。这个时期的欧洲，除了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以外，社会

科学、人文科学的知识也迅速发展。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当年被殖

民的国家纷纷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于是，殖民时代结束，后殖民

时代开始。显而易见，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以科学技术为支撑形成的

物质上的压倒优势，使得殖民活动得以实行。那么，西方近现代社会

科学、人文科学中是否渗人了殖民主义因素？西方的现代社会科学、

人文科学与西方的向外扩张殖民有着怎样的一种相互呼应关系？今天

欧美的知识分子应该怎样来检讨自身的学术传承？第三世界的知识界，

应该怎样面对本土文化曾经被殖民或者被半殖民的事实？怎样从西方

支配性的殖民话语中走出来？这些都是后殖民批评所关心的问题。

后殖民批评思潮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和比较

文学系的爱德华·萨伊德教授。萨伊德出生于巴勒斯坦。在巴勒斯坦、

埃及和美国完成了他的教育。萨伊德在大学本科和博土研究生期间的

专业都是英语文学。在他当了终身教授以后，于1978年写出了一本叫

（东方主义》的书，这本书成为后殖民批评的经典性著作。萨伊德精通

法语，当代法国思想家福柯、德里达关于知识与权势、真实与话语、表现

与扭曲等范畴的论述成了《东方主义》一书方法论的基础。福柯认为，

话语无法传递本质，表现总伴随着扭曲，叙述中不可能显露真理。主体

需要客体，是为了验证自身，而不是去理解对方。任何知识都掺杂了想

象成分。知识带来权力，而更大的权力反过来又要求更多的知识。知识

是主体借以征服客体的工具，知识就是霸权。萨伊德把福柯以上较为

抽象的论说具体化了。在《东方主义》一书的论析中，西方是主体，东方

是客体。西方关于东方的学问，是西方这个主体企图征服东方这个客体的产

物。西方对东方的描述，不管是在学术著作中还是在文艺作品里，都严重扭

曲了其描述的对象。东方世界经常被野蛮化了，被丑化了，被弱化了，被女

性化了，被异国情调化了。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一概欠缺理性，道德沦丧，

幼稚不堪，荒诞无稽。相反，欧美人则是洋溢着理性光辉，道德完美，成熟可靠的正常人。

这种程式化了的东方形象，是西方自己创造出来的，种种的扭曲，早已使东方的形象

偏离了其实。西方只是顺应了进行殖民扩张的需

要，才制造出了西方全面优越于东方的神话，为西方侮辱、侵害、征服东方

提供了理论根据，让西方施之于东方的罪行，披上了一件合理化、正义化的

外衣。萨伊德把西方人对东方人那种居高临下的心态，把西方对东方在学

术和文艺著作中的刻意扭曲、把西方在东方的殖民活动三者联系到一起，

称之为“东方主义。”萨伊德认为殖民主义的因素不仅渗透到西方有关

东方的学问中，也渗透到西方的人类学、历史学等其它学科中，因为东

方学只是西方大知识系统中的一个小系统，只是人类学、历史学分出来

的一个小小的分支。萨伊德以近四百页的篇幅，对上述西方的“东方主

义”作了一番总清算。他的批评面很宽，文艺领域从古希腊到当代英美，

学术领域则主要是检查法国和英美近两百年来的“东方学。”他举出的

一些例证的确可以引起人们思考。比如但丁的《神曲》中，默罕默德被

放到了一共有九层地狱的第八层，在那里受着熬煎；又如马克恩关于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东方专制主义关系的论述，萨伊德也认为是受到了近代

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的影响。《东方主义》这本书有一个较

大的缺陷，即萨伊德所说的东方，广义上包括了欧洲以外的所有非基督

教地区，狭义上却特指欧美人心目中的中东和近东，西方对“远东”地

区的塑造和认知他几乎没有涉及。这样，便留下了进一十讨论的空间。

我所做的，便是接着萨伊德往下讲。

在西方的整个东方学中，“汉学”研究的情况比较特殊，不能一揽

子套人萨伊德所批评的“东方主义”的模式，因为汉学问题又涉及到中

国形象问题。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在早期的多数情况下是正面

的，而且往往是被过分理想化了。《马可·波罗游记》里有许多对中国

物质文明夸张的渲染。早期的耶稣会传教土到中国后写回去的报告，

也是正面的描述居多，当然这是出于传教的需要。传教士们宁肯相信，

中国人正是圣经中记载的巴比伦塔建成以后迁徙到远方的民族中的一

支，是上帝走失的子民。传教土的使命，只是在精神上把他们引回来。中

文这种复杂的方块字是魔鬼造出来的，目的是阻止福音的传播。中国的

文明之所以能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因为中国人在远古的时候曾经事奉

过上帝。中国人具备了被重新基督教化的各种条件。所以，在中国传教的

事业应该受到梵蒂冈的有力支持。

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素们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中国的。他们

认为中国之所以发展山较高级的文明，是因为中国人坚持了宋明理学

中表现出来的理性精神。中国人在没有基督教的情况下，组织起来一

个稳定和谐的社会，可以反证欧洲过于强大的基督教会势力对社会进步的

阻碍作用。

但是，附着晚清国势积弱，随着中国逐步沦落为西方列强掠夺的

对象，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就开始朝着负面变化、到了上个世纪的中晚

期，原来对中国的好感完全被一种反感所取代。

以上说的还只是中国的形象在欧洲的演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学研究。西方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大学里的建立，是为了认识和了解中国，有其明显的功利目的。非常不幸，西方汉学兴起的年代、正好与西方向东方殖民的时期重叠在一起。德国设立的第一个汉学教授教席就放在汉堡大学“殖民学院”内。19世纪中后期的汉学家们，顺应了欧洲向远东扩张的兴趣，中国被描绘成一个沉睡的物：中国文化是封闭型的文化，无自我革新能力；中国人全是一个面孔，毫无个性可言；中国人唯利是图，不诚实，而且诡计多端。学究们勾勒的程式化的负面中国形象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世风所届，哪怕根本不是汉学专门家，也敢就中国问题信口开河，武断立论。

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构架里，中国处于世界历史的局外，它只是在讨论世界历史的开端时才有意义。中国是“神权专制政体，”在中国只有至高无上的皇帝享有自由，其他人不可能有自由意识，所以历史水久停滞，不可能发展。

二战以后，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一度尖锐对立，中国的形象在西方变得既陌生又恐怖。受朝鲜战争刺激，义和团时期曾经风行欧洲的“黄祸”说又开始流传，而且据说这一次的“黄祸，”是从一个“红色魔鬼”手中释放山来的。

二战以后，西方的中国研究中心转移到美国。为了了解和对付自己的敌人，美国政府斥巨资在各大学组建中国研究学科，各大基金会对中国项目也挥金如土。美国新一代汉学家，许多人与军方、外交界、情报界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少人就是在军方举办的训练课程中第一次接触到汉语。二战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中国研究曾经长期蒙上了浓厚的冷战阴影。政治冲击学术的，

情况常常出现。比如费正清教授，我们大多数大多数的读者对他的印象很可能是他曾经同情过中国的革命，麦卡锡时代受过整肃。许多人或许不清楚，他早在１９４６年便正式受雇于美国中央情报局。４９年以后他对台湾问题大感兴趣，写下过不少策论性质的文章，论证“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之区别，为美国在冷战的国际战略势态巾所需要的一中一台政策作理论上的准备工作。由费正清主持的“剑桥中国史，”在讨论中国近现代历史时，坚持“冲击－－反应”模式，认为没有外来冲击中国历史不能发展。这实际只是一种变了形

的西方中心历史观，与萨伊德所批评的“东方主义”模式没有什么两样、又

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华裔学者夏志清教授曾经写过一本《中国现代小说

史》。这本小说史的观点在８０年代的中国常常被引证，很流行。在对中

国现代作家的取舍和评价上，该书和中国大陆多年来的现代文学史教材一样，也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只不过换了一个角度，具体就是捧张爱玲、

沈从文等反共的或者中立的作家，贬鲁迅、茅盾等左翼进步作家。夏志清在那本小说史成书的前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曾供职于美国加州蒙特利国防语言学院，领取军方的薪俸。那本小册子，本来是给国防语言学院中文强化班学生用的文化补充教材，在海军部的研究资助下扩充成书。考虑到著者写书的大背景和小气候，我们对其著作中的政治倾向性也就比较容易理解，而不能相信那是一本政治立场中立的纯学术著作。

萨伊德９4年还有一本著作《文化与帝国主义》。他认为现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一条主线，就是为帝国主义张目。萨伊德的观点很激进，但是他的确提山了一些新的东西。萨伊德的著作使我们在面对西方的学术时，多了一个参考的角度。比如以往我们耳熟能详的是希特勒时代的学术怎样与权势合流，斯大林时代的知识界怎样与权势呼应，或者近代以来特定时期的中国文化入怎样自然地或者被迫地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等等。我们心中常常有一个预设，即正宗的西方学术是独立的、中立的、纯粹的、与政治无关的。萨伊德的著作至少给

了我自己一个警醒，使我意识到这种说法可能有问题。对于西方的学问，尤其是西方关于中国的学问，我们宁肯谨慎一些，多加一份戒心。我们不仅应该先弄清楚西方学人对于中国到底说了些什么，更应该考虑到西方人关于中国的知识、有关中国的学问产生的背景，即西方的学人（包括海外华裔学者）为什么要那样说。我自己曾经追溯过中国形象在西方的变化过程，发现不管褒也好，贬也好，迄今为止，西方学术所塑造的，仍然是一个失真的中国形象。而特

定的扭曲后的中国形象也正是当时西方的社会所需要的。我所能得出的结论是：西方国家拟定的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西方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在西方民间流行的所谓中国形象，三者之间，是互动关系，只不过在多数情况下这种互动关系比较隐晦，不那么容易被人觉察罢了。

如果以肯定说西方近代以来的人文学科、社会学科中充斥着殖

民话语，那么也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殖民话语对近代以来中国本土

的学术有着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我们常常以西方的是非为是

非。我们按照西方人的要求和暗示去从事种种有关中国具体问题的论

证。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已经丧失了从根本上去挑战和拒绝西方

权势话语、殖民话语的勇气。比如关于人权问题、市场经济问题、知

识产权问题，我们与西方国家进行具体的谈判时显得那样被动，原因

之一便是我们还拿不出一套完全摆脱了西方权势话语的论述方式。

萨伊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列专章讨论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

“抵抗话语，”凸显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在文化上对西方强权的抵

抗。与非洲、南美甚至印度等地区相比，中国学术文化中的抵抗

话语还显得很薄弱。我们对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产生的抵抗

话语几乎没有介绍，缺少应有的兴趣、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中国

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并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时期，如何保证和坚持自己文化上的主体性，如何加强中国人自身的文化认同，以便在未来的国际冲突中获胜，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这是一九九五年十月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次学术讲演稿，原载北京新华社《辽望》新闻周刊1995年第27期第36至37页。）